《春秋》是以魯國國曆爲準的編年史，由孔子修訂而成。《春秋》，即《春秋經》，又稱《麟經》或《麟史》，中國古代儒家典籍“六經”之一。也是周朝時期魯國的國史，現存版本由孔子修訂而成。《春秋》用於記事的語言極爲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後人稱爲“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後來出現了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補充、解釋、闡發的書，被稱爲“傳”。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記中是這樣記載的：“餘（太史公）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遷對《春秋》極爲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學術界對於《春秋》的史學價值存在質疑。胡適認爲：“《春秋》那部書，只可當作孔門正名主義的參考書看，卻不可當作一部模範的史書看。後來的史家把《春秋》當作作史的模範，便大錯了。爲什麼呢？因爲歷史的宗旨在於‘說真話，記實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記實事，只在寫個人心中對實事的評判。”徐復觀先生也說：“可以斷定孔子修《春秋》的動機、目的，不在今日所謂‘史學’，而是發揮古代良史，以史的審判代替神的審判的莊嚴使命。可以說，這是史學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經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記載中並沒有對《春秋》的歷史記載產生懷疑。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說：“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朱熹說：“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春秋》記史的筆法與《史記》不同。司馬遷明確指出：”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義”並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實的。張京華有這樣的評價：“如果說‘良史’、‘實錄’代表了古代史學的基本原則，‘微言大義’則是代表了古代史學的最高境界。”也許正因如此，《左傳》纔會說：”《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