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愛孝悌不僅是血緣和親緣關係的一種體現，其在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方面也發揮着重要作用。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元，家庭的敦睦是社會和諧的前提和基礎。那麼如何確保每個單元或者細胞健康運轉呢？這就要從對中國人影響深遠的儒家仁愛孝悌思想入手。
換句話說，要保證家庭的和睦穩定、健康發展，恪守孝道就是關鍵所在。“父慈子孝”的倫理要求在家庭關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這一要求推及到社會中就會涉及到朋友關係和鄰里關係。一個在家裏十分孝順父母、尊敬兄長的人，那他的朋友關係和鄰里關係也一定十分和諧。正如《論語》所言: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論語•學而篇》“孝”是做人的根本，它不僅規範子女要對父母長輩尊敬，而且還要求人們對國家忠誠、對朋友仗義，與人爲善。“孝”既源自於人們的道德情感，又貫穿於人們道德情感發展的全過程，影響着人們的道德行爲。所以提倡和發揚孝道，不僅有利於強化每個個體的責任感，同時也關係到每個家庭的幸福，關係着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現實意義：
（一）有利於道德信念的樹立。中國儒家經典中“以天下爲己任”的觀點頗多，“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不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大學》）等。悲天憫人，以天下爲己任，這不僅體現了天下爲公的道德情懷，也是中國儒士們追求的崇高理想信念。荀子曰：“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荀子•解蔽》）這表明儒家已經有了由己達人、由內及外的道德觀念，這種道德觀念的實質就是從主體出發，使得主體對客體的負責變成了一種自覺，使得自我對他者在不自覺中就承擔了責任，這也是一種強化責任的行爲。
這種對“他者”的責任具體包括了對國富民強、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的關切，對未來社會發展的關注。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把這一責任表現的更爲具體。這一責任觀啓示我們：在關注自我利益的同時不可損害他人的利益，在要求爲己責任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爲他責任。現代社會很多人在金錢的誘惑之下，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人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準則。“士大夫無時不憂，無處不憂，無事不憂”。當代政府及其公務人員也應該樹立起憂患意識，踐行責任倫理，努力改變被名利腐蝕的社會風氣，培養“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工作意識和高尚的道德信念。
（二）有利於負責任品性的塑造。塑造理想人格和實現人生價值，要求人們時刻接受道德倫理的考驗，無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在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都要堅定地踐行德行，正如《已靈麼》裏所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們常說劃分責任、明確責任、責任到人，其實就是按照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負責。承擔責任不僅是組織的要求，亦是崗位的要求。負責任品性推及到今天社會就包括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
接受儒家“仁愛孝悌”思想，就必須接受與仁愛孝悌思想相對應的責任。負責任品性的塑造還有利於社會道德的規範化，促進個人的品德人格和職業道德的培養，打擊不良社會現象的滋生。當下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原本的“單位人”“家族人”變成現在的“社會人”,這就必然促使了之前固定單一的社會角色轉化成如今的多重社會角色。在角色增加的同時，原先角色的責任意識也就不斷弱化，這就導致現代人責任意識弱化。所以在當代社會，如何增強人們的負責任意識就變得至關重要。
（三）有利於廉潔政府的建構。自古儒家都主張恪盡職守，根據自己的職位行事，追求以德修身，無欲則剛的超脫境界。在傳統的“五孝”中，天子的孝主要是廣愛敬，使民衆有所依賴；諸侯之孝，主要是在上不驕，制節謹度，以保其社稷；卿大夫之效主要是遵守禮制，爲廣大民衆做出表率。與此同時，這也是對不同階層主體的責任做了具體的劃分。使儒家主體出於對自己身份的意識和人性的自覺而主動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和社會角色。作爲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士階層”,他們把入仕作爲士人應盡的職責和義務，把道德的弘道與傳承作爲其終極奮鬥目標。儒家的仁愛孝悌責任思想在當今社會也是十分必要的。
國家和政府的廉政建設就要求廣大黨員幹部不斷強化自身的理想信念，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和責任觀，不斷提高廉潔奉公的自律意識，不斷強化爲人民服務的公僕意識，力爭做到謙虛審慎，清正廉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