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書》原文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亂君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籲可畏乎！
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兇。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而獲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錄之難遇耳。
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真僞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棲毫而靡述。至習鑑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如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劭《齊志》，其敘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案於時河朔王公，箕裘未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亦不吐，其斯人歟?
蓋列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謅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直書》翻譯
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種行爲規則，又稱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士人有各種行爲，有的邪，有的正，有的曲，有的直。那些邪的、曲的人，被人所輕賤，因爲那是小人的做法；而那些正直的人，被人所尊重，以爲那是君子的做法。然而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趨於邪曲而放棄正直，不踐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爲，這是爲什麼呢？俗話說：“正直的像弓弦一樣，往往死在路邊；邪曲的就像鐵鉤一樣，反而會加官晉爵。”所以人們寧可順從(權勢)來保障自己，也不違逆(權勢)，避免受到傷害。更何況史書的任務，就是勸誡世人，樹立風氣。遇到賊臣逆子，淫亂的君主，如果直白地記下他們的事蹟，不掩飾他們的過失，一旦把他們的惡行記載下來，他們的臭名就要流傳千年。這樣說來，豈不可怕!
如果環境允許這麼做就去做(直筆記史)，如果環境不允許這麼做卻做了就會兇險。比如董狐寫史不用隱筆，趙盾爲了法度而蒙受屈辱，董狐自己沒有犯錯，依然果斷行事，因此才成就了他良直的名聲，名傳今古。比如齊史記載崔杼弒君，司馬遷寫出漢武帝的過錯，韋昭在東吳秉直記事，崔浩寫史犯了魏國的忌諱，他們有的被處以刑罰，被當時任所嘲笑；有的寫成的書被填埋，後人無法看到。世道就是這樣，卻要責怪史臣不能保持強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氣節，實在很難啊。因此張儼發憤，私下儲存《嘿記》；孫盛心中不平，竊自撰寫了《晉陽秋》寄到遼東以存其真。以此來避禍，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我們足以得知世道的艱辛，也瞭解了實錄的難能可貴了。
但是一一考察從前的史事，求證於直白的詞句，雖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雜，而我們披沙淘金，有時就能有所收穫。根據金行在歷，史官特別多。當晉宣帝(司馬懿)、晉景帝(司馬師)開創晉朝基業之初，曹氏和司馬氏發生矛盾的時候，比如在渭曲列陣，被諸葛亮所擊敗，又比如高貴鄉公(曹髦)討伐司馬昭，反被成濟殺傷。陳壽、王隱，都筆口無言，陸機、虞預，也停筆沒有敘述。到了習鑑齒(人名)，纔有了死諸葛退走活仲達(司馬懿)、成濟持刃犯駕的說法。歷朝歷代的誣造，從此被澄清。考察習鑑齒的記事，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嗎?再有宋孝王的《風俗傳》、王劭的《齊志》，他們敘述當時的事情，都追求真實。根據當時(宋孝王寫《風俗傳》的時候)北魏的王公，祖宗產業還沒有喪盡；(王劭寫《齊志》的時候)北齊的將相，後代仍然還在。而這兩人直書他們的避諱，沒有一點害怕。剛正不阿，不就是這類人嗎?
烈士重視名聲，壯士注重氣節，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像南史、董狐的仗義直書，不避諱權勢；韋昭、崔浩的奮筆直書，無所取媚於人。雖然在保全自己防備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們的而留芳餘烈，人們到現在還稱道。和王沈寫《魏書》相比，後者透過邪曲的筆法獲取高官，再和董統寫《燕史》相比，後者透過取媚於權勢而獲取榮華，一邊是上貫三光，一邊是下穿九泉，也不能比喻出韋昭、崔浩和王沈、董統的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