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翻譯：用全面(的標準)要求自己，叫做明智;用全面(的標準)要求別人，叫做糊塗。該句出中國漢代哲學家董仲舒所作的政治哲學著作《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推崇公羊學，發揮“春秋大一統”之旨，闡述了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爲核心的哲學-神學理論，宣揚“性三品”的人性論、“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的倫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統循環的歷史觀，爲漢代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
《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寬己，而以義設人，逆其理，鮮不亂矣。莫欲亂，而大抵常亂，以暗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是故《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爲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爲仁。
仁者，愛人也。昔者晉靈公殺庖廚以善飲食，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爲淑人者，不愛人也。不愛，奚足謂仁?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則《春秋》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絕亂塞害於將然而未形之時，《春秋》之志也。其至明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亡者愛及獨身。獨身者，雖立天子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無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
義者，非謂正人，謂正我也。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非不能正人也，而《春秋》弗與，不得爲義者，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謂之有義，以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
是義與仁殊。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君子求仁義之別，然後辨乎內外之分。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此之謂也。故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法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法自治，是爲禮不敬也。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爲禮不敬，則傷行而民弗尊。弗親則弗信，弗尊則弗敬。仁義之處可無論乎?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不知其義。
《春秋》研究的，是別人和自己(的關係)。用來研究別人和自己(之間關係)的，是仁和義。用仁安定別人，用義端正自己。仁對於別人(的作用)，義對於自己的作用，是不可以不明察的。許多人不明察(這一點)，竟然反過來用仁寬待自己，用義要求別人，違背了這個道理，(社會)少有不混亂的。沒有人願意混亂，(社會)卻大多常常混亂，是因爲不明白別人和自己的分別，不明白仁義(分別施用)在何處。所以《春秋》提出仁義的法則，仁的法則在於愛別人，不在於愛自己;義的法則在於端正自己，不在於端正別人。自己不端正，即使能夠端正別人，也不能稱爲義;別人沒有蒙受他的愛，即使(他)非常愛自己，也不能稱爲仁。
仁，就是愛別人。從前，晉靈公殺廚子來改善飲食，並非不厚愛自己，這樣卻不能算是善良的人，是因爲(他)不愛別人。不愛(人)，哪裏值得稱爲仁呢?敵人已經來攻打了，纔去救他，那麼《春秋》就不讚美(這種做法)。(敵人)沒到(的時候)，預先防備，(《春秋》)就讚美他，讚美他能事先預防禍害。在(禍害產生)之前就先預防，那麼禍害就無從產生，天下就沒有禍害了。觀察事物的發展，事先發現它的苗頭，把禍亂消滅在將要發生而沒有成形的時候，(這)是《春秋》的思想。這(智慧)極高明啊。所以智慧高明能預先(知道事物的發展)，仁愛就能更深遠。所以稱王的人仁愛惠及四方夷狄，稱霸的人仁愛惠及諸侯，能安定(國家)的人仁愛惠及本國，使(國家)危急的人(只)愛身旁的人，使(國家)滅亡的人(只)愛自己。(只愛)自己的人，即使處在天子、諸侯的位置，(也只不過)是獨夫罷了，沒有臣民讓他差遣。像這樣的人，沒有人滅亡他，他自己(也會)滅亡。所以說：仁是愛別人，不在於愛自己，這就是仁的法則。
義，不是端正別人，而是端正自己。即使是亂世中的邪曲不正的君主，沒有人不想端正別人。哪裏算是義呢?從前，楚靈王討伐陳國、蔡國的叛賊，不是不能端正別人，但是《春秋》並不讚許，不能稱他爲義，是因爲他自身不端正。潞子對於諸侯，不能端正什麼，《春秋》(卻)稱他有義，是因爲他自身端正。所以說：義在於端正自己，不在於端正別人，這就是義的法則。
這就是義和仁的不同。愛用在別人(身上)，叫做仁;義(用在)自己(身上)，叫做義。君子尋求仁和義的區別，這之後辨明對自己與對別人的區別。所以要求自己就要依據道理來端正自身，依據禮的規矩(行事)來求得幸福;對待別人，擴大恩施、廣佈恩惠，用寬容的原則來容納衆人。《春秋》指責居上位者的過錯，憐惜下層百姓的疾苦。用仁(的法則)對待別人，用義(的法則)對待自己，對自己(的過錯)嚴厲(地責備)而輕微地責備別人(的過失)，說的就是這個。所以對自己要求嚴格，叫做寬厚;對別人要求嚴格，叫做刻薄。用全面(的標準)要求自己，叫做明智;用全面(的標準)要求別人，叫做糊塗。所以用要求自己的標準去要求別人，這是居上位卻不寬容;用要求別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這是執行禮制不恭敬。居上位不寬容，就損害了寬厚(的德行)，百姓就不會親近;執行禮制不恭敬，就損害了品行，百姓就不會尊重。(百姓)不親近就不會相信(他)，(百姓)不尊重就不會敬畏(他)。仁義的分別可以不思考嗎?即使有天下最好的食物，不咀嚼，就不知道它的美味;即使有聖人最高明的道理，不思考，就不知道它的意義。
《春秋繁露》作者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廣川(河北省景縣廣川大董故莊村)人，西漢哲學家。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把儒家思想與當時的社會需要相結合，並吸收了其他學派的理論，創建了一個以儒學爲核心的新的思想體系，深得漢武帝的讚賞，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漢武帝所採納，使儒學成爲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影響長達兩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