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文言文翻譯：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該句出自曹丕《典論·論文》。《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文學專論，是曹丕在建安後期爲魏世子時所撰的一部政治、社會、道德、文化論集。全書由多篇專文組成。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徵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字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典論·論文》註釋1、傅毅：字武仲，東漢文。
2、屬（zhù）文：寫文章。
3、自休：自止。
4、自見：自我表白，顯露自己。
5、里語：民間諺語。
6、享之千金：意思是認爲它價值千金。享，供奉。
《典論·論文》譯文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爲能寫文章當了蘭臺令史的官職，但是卻下筆千言，不知所止。”
大凡人總是善於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隻有一種體裁，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鄉里俗話說：“家中有一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當今的文人，也不過只有魯人孔融孔文舉、廣陵人陳琳陳孔璋、山陽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幹徐偉長、陳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應瑒應德璉、東平人劉楨劉公幹等七人。
這“七子”，於學問可以說是兼收幷蓄沒有什麼遺漏的，於文辭是自鑄偉辭沒有借用別人的，在文壇上都各自像騏驥千里奔馳，並駕齊驅，要叫他們互相欽服，也實在是困難了。我審察自己之才，以爲有能力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種拖累，而寫作這篇論文。
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文章不時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徵思賦》，徐幹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
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出的。應暘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於夾雜着玩笑戲弄之辭。至於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爲自己賢能。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共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
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氣”爲主導的，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一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一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文章是關係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一身，二者都終止於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於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託高官的權勢，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後世。
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製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輕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
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飢寒之迫，富貴的則沉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一樣變遷老死，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論》，成爲一家之言。
文章包括四部分內容。第一，它批評了“文人相輕”的陋習，指出那是“不自見之患”，提出應當“審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評論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學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體的不同寫作要求，說唯有“通才”才能兼備各體。
第三，提出“文以氣爲主”的命題，說“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裏的“氣”，實際上指的是作家的氣質和個性。曹丕的這一觀點，表明他對創作個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較充分的認識。
第四，論述了文學事業的社會功能，將它提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傳諸無窮。
《典論·論文》創作背景建安以前，文學受經學束縛，少有獨立地位。盛極一時的漢賦，竟被揚雄斥之爲“童子雕蟲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認爲：“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曹植：《與楊德祖書》）這已開始把寫文章與對生命個體的自身價值的思考聯繫起來了。
據此，曹丕號召作家要以古代聖賢“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爲榜樣，努力改變目前這種“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的精神狀態，培養自己具有一種超功利的審美心態。但在這裏，已經被曹丕賦予“不朽”這一語言符號以嶄新的現實涵意和歷史意義。
曹丕把詩賦也列入“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一對文學自身價值思考的歷史視野之中，這充分 表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也是當時文學趨向自覺的深刻表現。
《典論·論文》作者介紹魏文帝曹丕（187年—226年6月29日），字子桓，沛國譙縣（今安徽省亳州市）人。
三國時期政治家、文學家，曹魏開國皇帝（220年-226年在位）。曹丕於詩、賦、文學皆有成就，擅長於五言詩，與其父曹操和弟曹植並稱“建安三曹”，今存《魏文帝集》二卷。著有《典論》，當中的《論文》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專論作品。
